在地參與、自然保育及永續利用

裴家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在地參與的價值

推展野生動物保育及經營管理工作之經驗顯示,在地居民的參與,尤其是參照當地原有生活形態所發展出的管理策略,不但較易為當地居民所接受、較易落實保育自然的目標,也大大降低了政府在行政上的負擔(Fitzgibbon et al., 2000)。事實上,IUCN在早在其1980年所提出的「世界保育策略」中,就已經推動普遍設置「生物圈保留區(the Biosphere Reserve)」,以求更有效的達到自然及野生動物保育之目標。在生物圈保留區或類似的制度中,主事者尊重在地居民對自然資源的管理及使用權,重視並借助當地利用自然資源的傳統知識,賦予其經濟價值,以架構一個能達到永續保育目的之管理制度。而在地居民也因為擁有自然資源的價值,主動巡護及維護自然資源外,並往往因而達到文化保存之附帶效果。因此,在形成一個結合政府和當地社區所發展的自然資源共管制度(亦稱:聯合或共同管理制度)的過程中,就特別強調當地原居民的參與及討論;同時,更主動的深入了解當地傳統資源利用的形式、規矩及知識,並且進一步的透過近代生態學的知識去提煉其中的精華,以做為共管制度的基礎。

根據類似概念所設立的野生動物永續利用區不論是在較落後的地區(例如:非洲、中南美洲)或在較開發的地區(例如:加拿大、澳洲)均有很好的實踐成績。例如,在非洲各地普遍進行的“營火計畫(CAMPFIRE= Communal Areas Management Programme for Indigenous Resources)”中,大家也發現,將野生動植物資源交由生活在當地的原住民經營,透過共同管理的方式,開放觀光、垂釣及狩獵,並將所賺取的經濟效應,直接回饋在當地原住民身上,則當地原住民因為擁有自然資源的價值,紛紛主動巡視,以防止不法盜採、盜伐、盜獵及對野生動植物棲地的破壞;“營火計畫”的實施,對人力明顯不足的各非洲政府而言,無異開創了自然生態保育及維繫的新契機(Peterson, 1991; Child and Peterson, 1991)。

在目前,我國政府管理自然環境明顯缺乏人力的情況下,實在更需要邀請瞭解山林的原住民重新的投入和參與,台灣的山林環境才會有轉機,自然環境的保育才將更為有成果(裴家騏等編,2001)。而要使這些「山之子民」再度成為「山林的守護神」,尊重他們傳統中使用自然資源的原野倫理及文化機制,將他們納入自然資源的經營管理體系,相信將能有效地賦予台灣山林野地重生的契機。本文將以台灣的魯凱族為例,從生態學的角度去探討他們的傳統狩獵制度,並提供一個以傳統為基礎的資源利用制度,以說明如何利用在地的知識及共管的形式來規劃自然資源的永續管理制度。文中提到有關魯凱族的傳統狩獵制度係根據在屏東縣霧台鄉所作的一項研究(裴家騏、羅方明,2000)。

魯凱族的狩獵制度

在過去的七、八百年以來,魯凱族人都在中央山脈南段(大約界是在出雲山和北大武山之間)的東西兩側狩獵,而這些魯凱族傳統的狩獵地區因為其原始的植被風貌及豐富的野生動物,由北往南現在已分別被劃設為「出雲山自然保留區」、「雙鬼湖自然保留區」及「大武山自然保留區」。這些地區除了仍有相當豐富的野生動物資源外,更是目前國內少數水鹿及黑熊族群尚稱常見的地區之一。為什麼在如此長久持續的狩獵之下,這些地區仍然保有相當的野生動物資源?

傳統上的魯凱族是一個階級式的社會。狩獵對魯凱族人而言,是男士們取得榮耀及權力的管道之一。部落男人會組隊到山中狩獵,某一獵人經常狩獵的地點,經眾人默認後,即擁有該區域的狩獵權為其專屬之獵區,並負責維護自己的狩獵地區,且有一定的狩獵禁忌。獵區間通常以河流或稜線作為分界,且大多2~3人共用一個獵區。獵區可由父子相襲,所得獵獲物,則採集體分配,作為族群肉類蛋白質的來源。沒有祖傳獵區的人,可經由獵區所有人的同意之後,前往狩獵。

根據在屏東縣霧台鄉的研究,魯凱族人仍然維持傳統的獵區狩獵制度,目前於霧台鄉境內的有21個獵區,每個獵區由1個到3個獵人共同使用(圖1)。這21個獵區的總面積約5,023公頃,約佔霧台鄉面績的18%。由獵區的標定得知,魯凱族獵區的配置為散佈式的分佈模式,獵人只在固定的地區、使用固定的路徑進行狩獵的活動,且同一村落間獵區的分佈相當集中。在面積廣大的國有林班地中,許多地區是獵人傳統就不利用的地區,如大小鬼湖附近,甚至在個人的獵區當中,有某些區域因為種種的因素(例如:可及性低、動物量低、禁忌…等),獵人也不會利用。魯凱族的狩獵季節為每年的10月至翌年的3月之間,主要原因是每年5月至10月為農忙季節,同時也適逢雨季,不利狩獵活動的進行。再者,冬季氣溫較低,獵物可保存的時間也較久,有利狩獵。狩獵的陷阱以腳套為主,狩獵的組織為1人或2人一組,大多數以摩托車為交通工具。他們主要獵捕的動物為山羌、山羊及山豬。

根據目前的了解,魯凱族的狩獵制度中具備了一些所謂的“特殊性”或“低效率性”,因而使得在霧台鄉內的野生動物資源得以長期的使用,其“特殊性”從生態學角度來說,至少包括有:

  1. 主要狩獵的對象均為草食或雜食性的動物,而這些物種的繁殖力及族群數量的恢復力都較高,對狩獵壓力的忍受能力也因此較高。
  2. 狩獵活動為季節性的,提供野生動物族群喘息的時間。
  3. 散佈式的獵區將狩獵壓力分散,且在每一狩獵區內,狩獵的地點每隔幾年會調整,這些作法都會避免對同一地點產生持續且集中的狩獵壓力。
  4. 每一獵區都被不狩獵的地區(類似保護區的意義)所包圍,再加上族人對特定地帶(如大、小鬼湖)的迴避,也使得部份地域自然成為類似禁獵或保護的地區,提供了野生動物繁殖及生育的環境。這種地景配置有別於常見的保護(核心)區在內、永續利用(緩衝)區圍繞其外的地景配置(圖2);不果,這種狩獵區分散鑲嵌於大面積保護區內的模式,對野生動物的永續利用應該是有利的,因為如此的空間配置,與近年來野生動物經營管理學者所提出的「水槽效應(sink effect;Stearman and Redford,1995)」理論和「區域狩獵控制(spatial harvest control;McCullough,1996)」的作法不謀而合。這兩個野生動物永續利用的理論都強調,在環境中野生動物族群數量尚未或無法知道時,這種鑲嵌式的狩獵制度設計將可避免過度的利用,因為當狩獵區內的野生動物族群因狩獵而密度降低時,週圍未狩獵地區(類似保護區的意義)內的動物將會向狩獵區擴散,因而在短時間內恢復狩獵區內的族群數量。因此,在狩獵及保護區面積比例適當的情形下,狩獵量可以相當的穩定(McCullough,1996)。以霧台鄉而言,狩獵區所佔面積小於18%(因為並非獵區中的所有地方每年都進行狩獵)的情形,很可能正是狩獵量穩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5. 魯凱族獵區的擁有為專屬制度,每個獵區之使用權是有限的,而即使是經過頭目許可前往打獵的人數,也都在掌握之中,因此,任何一個獵區內單位面積之狩獵量就會有所限制,因為單一獵人在單位時間內能夠狩獵的範圍及能夠設置的陷阱數都是有極限的。如此的狩獵領域的制度,可預防因為過多的獵人而出現過度狩獵的情形(Berkes, 1998)。
  6. 最後,有些魯凱族傳統禁忌及習俗(如「鳥占」、「屁占」),又使得魯凱族的狩獵活動有了隨機性的禁止機制,因為這些徵兆(如鳥類的飛行方向或放屁與否)的出現往往都是隨機無法預期的。而這些隨機出現的禁止機制,就功能上來說,應該能夠減少連續或密集的狩獵活動,避免了因此而產生過度狩獵的可能。事實上,類似的禁忌在許多原住民族的狩獵習俗中都可發現,這些禁忌(或稱迷信)在野生動物利用的永續性上所扮演的角色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在地管理自然資源的可能性

在初步了解了魯凱族的狩獵傳統,以及它們在自然保育上所可能具備的正面意義後,似乎可以沿用魯凱族傳統的狩獵制度,做為在當地進行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的藍本。具體的作法可以將雙鬼湖地區依「野生動物保育法」設置為野生動物保護區,將其中傳統獵區及漁場的範圍劃設為野生動物的永續利用區,而其餘的國有林班地或溪流則全部規劃為核心區及緩衝區。其中,核心區為當地野生動物資源生息、繁衍或維護的重要基地,將制定嚴格的保護措施,以免於受到破壞;永續利用區內則可參照傳統(尤其是其中獵區鑲嵌式的空間配置、獵人數量的節制、管制在非狩獵區內的活動、設定非狩獵季節以允許動物進行遷移和擴散等特點),去規劃各類自然資源永續利用之方案,以提供機會並鼓勵當地居民參予自然及生態環境的經營與管理。

如此之規劃係直接根據當地魯凱族人對資源利用之傳統,而且因為這個管理制度的源頭是當地居民所認同且熟悉的,不但容易獲得支持,而且也適合發展成一個結合當地居民、有效的共管機制,以共同規劃對當地自然資源的永續經營,包括:生態旅遊、文化保存、野生動植物資源利用、水資源保育及利用、檢舉不法行為...等。而當地居民的參予,也可以更快速的將當地其他傳統對自然資源運用的方式及智慧融入管理制度中、促進當地居民對自然生態環境的關懷及維護、傳承傳統環境及生態知識,以及創造當地山地部落的就業機會、活絡山區的經濟活動,以吸引更多的原住民青年回鄉服務,因為,除了食用以外,包括文化、裝飾、觀賞、觀光、野外體驗…等利用型態,也都可以被涵蓋在利用野生動物的範疇內。然而,無論利用型態為何,可永續的使用(sustainable use)均為最基本的要求。

不過,雖然這一類利用自然的方式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且可能已經是當地自然資源適當的永續利用制度,但是考慮自然和社會環境的變遷對傳統生活型態所產生的衝擊,例如社會結構的改變、傳統禁忌對族人約束力的減低、現代市場經濟的加入…等,前述永續利用方案之實施,仍應該配合以現代科技持續的監測自然資源的數量、分布地點及變化趨勢,以作為後續制度修改及檢討的依據。而持續的監測仍然應該以培訓當地原住民人才為首要目標。舉例來說,國內面積廣大的山區因為地形陡峭和行進困難的限制,使得許多自然資源豐沛但可及性不高的地區,難以進行深入的資源普查,更遑論長期的監測。近年來一些野外調查技術的研發(例如:衛星定位儀和自動照相設備)和室內地理資訊系統的整合,雖然已明顯的降低在山區收集資料的時間和人力,但仍然受限於野外工作人力的不足,無法更廣泛且長期的收集基本資料。因此,若能邀請在山區活動能力強的原住民,加入全面資源普查的行列,才可能大幅提升對自然資源的掌握及監測能力。

另一方面,針對傳統自然資源管理制度在近代的延續或應用,不少的研究(包括漁業及森林利用)都顯示,高層政府和法律層面對多樣性文化的尊重及支持,以及在地居民對資源管理具有充分且權責相符的自主性或主導權、高度的文化認同,都是具地方特色的傳統制度能否順利實施,並維持資源永續的關鍵因素(例如:Warren and Pinkston, 1998; Hanna, 1998; Alcorn and Toledo, 1998等)。甚至,允許區域性、多樣化的地方管理制度(甚至是土地所有權制度)同時存在的機制,也被認為是維持墨西哥國內整體森林生態系中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原因(Alcorn and Toledo, 1998)。目前,雙鬼湖區域周邊的居民(以魯凱族人為主),已具備相當的共識及文化認同,但仍然缺乏政策及法律層面的支持,文前所提:設立野生動物保護區,並量身訂做一套管理制度的想法,或許能夠賦予在地參與的法律支持,但仍然無法提供在地居民的決策參與(甚至主導)機制。如能同時成立一個以當地居民為主要組成,並納入政府和學者代表之地方性共同管理機構,負責擬定和執行一個權利和義務相符的管理制度,不但將可深化在地參與的實質內涵,也應該可以提高有效管理的可能性。此項共同管理制度規畫之初步原則應至少包括:

  1. 自然資源永續利用所產生之利益應由各部落所共享,所獲利益則可優先使用在有利於雙鬼湖自然資源保育及永續利用之相關事宜上;
  2. 可顯著的強化雙鬼湖及其鄰近的自然保護區(例如:大武山自然保護區)的自然環境及野生動植物之保育;
  3. 可重建生態系統平衡之機制;
  4. 可建立環境及資源保育長期監測系統;
  5. 可重建魯凱族獵人傳統尊重自然、熱愛土地、護衛山林的精神,延續逐漸失傳的文化技藝,傳承傳統環境及生態知識;及
  6. 可創造部落的就業機會及活絡山區的經濟活動。

參考文獻

裴家騏、楊南聰、李秋芳(編)。2001。把人找回來-在地參與自然資源管理。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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